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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书法爱好保持终身，晚年的书法作品尤为精妙。据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回忆，1975年年初，时年73岁的沈从文“在黄永玉的鼓动下，重新以习字作为休息手段，此后并将部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或偿还多年前允诺的旧债”。但不同于书法家们追求的“人书俱老”，沈从文似乎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称晚年的书法创作源于“童心”。例如，他在1975年题赠黄苗子、郁风夫妇的草书条幅中自述，晚年作书“犹复多童心幻念”；在1977年题赠葛鸿桢的章草条幅中，亦称赠予旧友们的书法是“老而不甚衰，尚复各有童心未尽丧失”的“一点纪念”；同一时期给亲友的信中，“童心”一词也被屡屡提及——何谓“童心”？或可从沈从文晚年的一幅民歌书法中窥见一斑。

这幅《草书湘西看牛伢崽山歌》（上图）题赠作家李准，创作年份未注明。从落款“书奉李准兄新年哈哈一笑”，可推知为贺岁之作。书法内容别出心裁，不是常见的文人雅词，而是沈从文记忆中“湘西看牛伢崽”传唱的俚俗山歌：

其一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那个”；其二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其三为“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熟悉沈从文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三首民歌也曾多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它们由《萧萧》中的花狗唱出，由《雨后》中的七妹唱出，由《长河》中的夭夭唱出，勾连起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也勾勒出湘西普通男女的性情。浅白的文辞，映照出心灵的朴素；诙谐的趣味，映照出心胸的开朗；丰沛的情感，映照出心性的天真。这些民歌蕴藏着中国人的朴素、开朗而不失天真的“童心”。

这幅书法也钩沉出两代作家鲜为人知的友谊。沈从文是李准的前辈，“书奉李准兄新年哈哈一笑”的落款却透露了他的平易、率真。以文坛“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和同样来自农村、关注农村的李准，很难不生出乡党般的情谊。不过，两人述及彼此的文字记录并不多：一则来自1984年沈从文与学者凌宇的长谈，沈从文提到“李准喜欢《萧萧》”；一则来自李准晚年的散文《伏枥馆素描——我的书屋》，李准写道，“我屋中的字画有的常换，有的却不敢常换”，“有两个人的书法条幅我是不换的：一个是茅盾先生写的条幅，一个是沈从文先生给我写的四首民歌条幅”。那么，沈从文是否曾向李准传授写作秘辛呢？在孙荪的纪念文章《怀念李准》里有一则相对详细的记录。孙荪回忆，李准生前曾谈及沈从文对自己的指点，“沈从文对我好着呢，他给我写过两幅字。他读了我的小说后说：‘李准，你写得太少了。我们年轻时候一年起码写十篇八篇，你一年写三篇两篇。’这批评很准”。

沈从文读过李准的作品，没有留下直接的评价，但不难揣测他读《李双双小传》的反应。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的应时之作，也是李准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为背景，讲述上进的村妇李双双动员思想落后的丈夫，一起为村集体办食堂的故事。李双双泼辣、爽利的“乡下人”性情无疑是沈从文熟悉的；李双双上过识字班，琢磨出的“大作”——“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鼓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大概也曾逗得沈从文哈哈大笑。村妇写诗堪称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缩影，新民歌的浅白、诙谐也与沈从文熟悉的湘西山歌相通。沈从文赠李准的民歌书法颇有些“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意思。不过，李双双的言辞尚有作家“改造”的痕迹，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典型环境提炼出的典型；相较而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男女无论言辞还是性情更近乎天然，甚至堪称古朴。实际上，1957年前后，沈从文也曾积极响应“双百”方针，发表《湘西苗族的艺术》，介绍湘西普通人创造的民间艺术。文中引用的民歌也正是后来书奉李准的三首看牛伢崽山歌。沈从文对湘西农人村妇的朴素“童心”和艺术天赋，更是不吝赞美，“许多山村农民和陌生人说话时，或由于羞涩，或由于窘迫，口中常疙疙瘩瘩，辞难达意。如果换个方法，用歌词来叙述，即物起兴，出口成章，简直是个天生诗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天赋，一开口就押韵合腔”。沈从文还特别提到1956年冬中央民族音乐所的专家在苗乡录歌记谱的情景。众人围着火盆赏歌，年轻的苗族干部陪同翻译。这些干部会唱山歌，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地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轮到他们翻译时，却一再搔头，直言歌中的神韵译不出。显然，民歌与现代教育无甚关联，也绝非思想改造的成果。年过七十的歌师傅与十七岁少女的迎神和歌更是触发了沈从文的旷古幽思，他不禁感叹：“似乎就正是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轻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在这个意义上，蕴于民歌的“童心”并非一般的儿童之心，而近乎鲁迅所推崇的与精神“本根”联系的古民“白心”。

沈从文初登文坛时，徐志摩曾鼓励他多写反映中国乡村的作品。徐志摩赞美他熨帖、自然、犹如天成的笔触，直言对这类作品“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晚年的沈从文鼓励李准多写，并赠他民歌草书，大概也有类似的意思——去看春草的发青吧，去听云雀的放歌吧，去寻那颗“童心”。